1937年“八一三”日寇侵占上海，人们惶恐不安，出版业异常萧条，同业竞争又十分激烈，利润遽然下降，时有发生危机的可能。为了维持较高的利润，经严幼芝发起，组织八家出版社联合经营，立即得到同业的赞同，决定共同集资，在人们称之为“孤岛”的上海租界内成立龙门联合书局。龙门联合书局为股份有限公司，公开发行股票，其中原龙门书局占股份32%。它由股份较多的六家负责人为董事，组成董事会。严幼芝被聘任为总经理。

　　起初，龙门联合书局的发行业务由一家杂志社上海分社承包，1938年收回自办，并由严幼芝等负责组成总管理处，自建印刷厂，设立总发行所和支店专柜。同时，在北平和天津也设立了分店。从此，龙门集出版、印刷、发行于一体，跻身于中国书业界。

　　龙门联合书局在经营管理方面一向精兵简政，精打细算，注意提高效率，以降低成本。当时总管理处设于一幢三开间二层楼的石库门房屋内。总经理室在楼上，秘书、会计、出版、总务等部门在其周围，随时为总经理传递信息、提供资料和处理日常工作，总共不过十几人；楼下是书库和批发部，才六名职工。

　　龙门联合书局虽然并不大，但出书品种很多，而流动资金有限，时有捉襟见肘之虞。久而久之，流动资金周转迅速成了龙门经营管理上最突出的特点。它对原材料的周转期限，成品、半成品的库存时间均有很高的要求。在生产流程中，如果有一个环节发生了重大故障，都可能影响整个企业的正常运转，甚至出现危机。所以经过不断总结经验规定了严格的供求对路、以销定产的出书原则。书稿大多由使用该书的大专院校提供或推荐，需要什么出什么，需要多少印多少。对于畅销书和大部头书，龙门设立了好几个毛本栈房。存储毛本，有利无弊，既能减少积压资金，又能随时装订成书。同时对装订规格，可以根据销售情况任意改变，比较机动灵活。

　　龙门联合书局董事会中的主要成员来自教育界。他们懂得人心向背是事业成败的关键，所以比较能关心职工和善于用人。在职工队伍中，大多是青年，练习生经常占全员名额的三分之一，他们学习努力，工作积极。这样既节省开支，又培养了一批适应龙门需要的人材。

　　龙门业务的迅速发展往往受资金短绌的限制。为了扩大再生产，1942年起，年终盈利就很少发放股东的股息（8厘）和红利，而采取升股的办法（龙门股东以学界居多，入股不只是谋利）；对职工的年终分红也常以股票代金（职工得到股票后，很容易按票面值转让），借以增加流动资金。

　　龙门联合书局始终将发行工作视为命脉。因为唯有把书籍销售出去，才能获得利润，才能进行再生产。它决不肯让畅销书长期断档，让滞销书大量积压。那时出书的直接成本，一般为定价的30％左右（不包括行政开支和交税）。同业批发折扣，在自办发行以前为六折，自办发行后为八折；门市零售，对大宗购书，有时也给些折扣以示优惠。龙门能集多方之发行经验，登广告，发目录，收效甚佳。特别是不计工本的大量印发图书目录，并且力求做到凡目录上所列书名，随时都有现货供应（尚剩小量存书而不准备重印的，一般不再列入目录）。不论读者面索，还是邮购或电话购书，均随赠一份书目，扩大宣传。为了千方百计地迅速将出版物送到读者手中，龙门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直接或间接投入发行业务，故能在不长的时间内，建立了不少发行网点。

　　龙门总、分店的发行工作有以下特点：

（1）开架售书
　　解放以前，很多书店均设柜台，拦架售书。龙门自创办日起一直实行开架售书。对读者上门迎，出门送，有的读者整天在书架旁看书，个别的还要求抄书，同样受到欢迎。几处店堂比较宽敞的门市还备有桌椅和茶水，使读者有宾至如归之感。门市的橱窗中经常更换新书，充分发挥其宣传推广的效用。

（2）售书员素质较好
　　龙门售书员的文化程度高于同行业，要求粗通英语会话（接待外国读者），稍识德、法等文字，并能英文打字（销售发票和配书添单等一律用英文打字），业务熟练，对畅销书的出版年月、版次、定价等都能牢记。有的还对不少种书的读者对象和主要内容有些了解，既向读者请教，又当读者参谋。

（3）开展多项服务
　　除了读者上门选购外，还开办电话购书和邮购业务。对电话购书户基本做到当日送到；对邮购户免收寄书邮资，在物价飞涨时期，能为读者着想，均按收款日期的书价结算。春秋季开学时，总、分店都要派人去几所主要大学设点售书，方便读者。为了搞好发行，有的分店甚至晚间还走访读者单位。

日寇入侵，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屡屡败退，迁都重庆，不少大专院校亦随之内移。从1939年起，龙门联合书局曾多次运送大批图书去内地销售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后方对科技图书的迫切需求。